越南工厂暴乱后的生死逃亡

越南工厂暴乱后的生死逃亡

2014 年开春,由于公司业务扩展,我被派往位于越南的新厂。

“天不怕,地不怕,东南亚;想高升,想致富,美欧日。”这是公司内部流传的出差金句,说的是被派驻国外时,大家只会争抢去欧美日这些发达国家的名额——那里生活环境好,治安让人放心,而且补助也高,每天有200美金;而若是被派驻到非洲、东南亚那边的发展中国家,就是另一番天地了,除了气候让人难以适应,还有各种各样的暴力事件频发,虽然说每天也有200元补助,但那是人民币。所以很多老油条在去过一次后,下一次就坚决不去了。

那时候我刚入职不足一个月,这些潜规则我还不是很清楚。总监委派我驻越南新厂时,我心里还有些得意:是不是我工作表现得太突出了,所以才会被安排出国工作?

在出发的前两天,公司里的老油条开始在我耳边吹风:“越南美女多,可是男人的天堂哦。”见我傻笑,他接着画风一转,带着吓唬的口气说道:“不过越南人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,小心被绑票。”

到了临出公司的那个上午,部门助理也来提醒我:“出门在外,尽量不要显示出中国人的身份,过关时能不说普通话就不说,万不得已的时候就说英语,要不干脆装聋作哑。”

我却不以为然,觉得自己作为国际友人,应该还是会被友善对待的。再加上这是我第一次出国,心里很是兴奋,也就没把他们的劝告当一回事。

事实证明,我还是太自以为是了,刚入关就遭到了“特殊对待”。

因为业务部的安排匆忙,我这次出行来不及提前申请签证,只能到越南后再申请落地签。要以落地签入境的外国人,需要在出关前填写申请单以换取签证。排在我前面的几位白人,全程和越南海关交谈融洽,从填单到拿证总共不超过10分钟,十分顺利,并没有出现同事说的被索要小费的情况。

我心想,看来是同事夸大其词了。

轮到我了,我把手中的护照和已经填好的申请单递了过去。只一瞬间,我就清楚地看到越南海关的脸拉了下来,凶神恶煞地盯着我的护照和申请单,操着越南话叽里呱啦地用手指指我单子上的姓名,并用拇指和食指张开比划着。

我指了指耳朵,示意自己听不懂。

“Your name,too wide!(你的名字,写得太宽了)”

我看了看名字之间的间距,又拿着模板比对了一番,没看出有太明显的差别:“I think it is OK,check your template please?(我觉得还行,请你再检查一下模板?)”

越南海关挥挥手,不再理我,接过后面其他人的护照和申请单,转身回到电脑前。

算了,可能是公文类的文件要求比较高吧,我自我安慰着,按照他的意思重新写过。

可当我把重新填好的申请单递给他后,他又说住址不详细,还要重写。等我第三次将申请单递给他后,他借口单子有一点脏污,态度极其恶劣地直接把单子和护照扔出了柜台,并指着排队的人群,大吼着让我排到最后面,重新申请。

这明摆着是找茬了,我涨红着脸,怒火蹭地一下冒了出来,摆开架势就要干起来。

“别冲动,给他100块小费。”排在我旁边另外一条队伍里的一个戴眼镜的男子扯了扯我的袖子,操着汉语向我说道。见我还在发愣,他干脆把手伸过来:“钱包、护照、申请单给我。”然后不由分说地把我手中的证件夺了过去。

眼镜男从我的钱包里抽出一张百元钞票夹进我的护照内,双眼狡黠地向我眨了眨,接着将护照递给了越南海关。

越南海关不再说什么,把钱直接扔进了抽屉内,护照和其他人的混在一起,交给了另外一个海关,而那张我填了3次的申请单则被甩到一旁,看也不看一眼。

审核还需要一点时间,趁着这空档,我找到了那个正坐在候政大厅等待的眼镜男,走了过去。

在异国他乡遇到同胞,我心里还是有点激动的。为表感谢,我拿出自带的特产递给他,眼镜男摆摆手:“大家都是中国人,不用客气,出门在外,能帮助就尽量帮助。”

他看起来十分老道,我便问出了自己的困惑:“为什么海关总找我茬?排在我前面的几个人填的单子和我一样,却被直接放行了。”

眼镜男瞥了我一眼:“你第一次来越南?”不等我答话,便又说:“不用说,一看就知道你是第一次来。”

接着,他自我介绍说自己姓刘,江西人,在越南北宁开了一家红木馆,已经在那做了将近5年的红木生意,对越南还算熟悉。当得知我既没有同事带队、又没看过攻略的时候,刘哥满脸无奈:“你们这些小年轻,去陌生的国家,连基本功课也不做,还准备和当地海关蛮干,小心到时吃不了兜着走!”

“那鳖孙就是欠干!偏偏就为难我。”对于刚才越南海关的胡搅蛮缠,我忿忿不平。

“你错了,不是只针对你,是针对所有的中国人。”

见我不解,刘哥自顾自地说了下去:

“在越南海关眼里,只有3种人,第一种是欧美和日韩的人,欧美就不用说了,日韩现在在越南有大量投资,在这里他们就是大爷。第二种是他们本国人。最后一种,就是中国人。现在他们看到中国人就像是看到了闪闪发光的金币,我们可是‘VIP客户’。别说你这种第一次来越南的雏儿,像我这种经常往返中越的,还被各种暗示给钱,不给?就和你慢慢磨,他们有的是时间。现在不止是海关,整个越南对我们的态度都差不多。”

我点点头,附和道:“也是,过去2000多年越南一直是我们的藩属国,现在对我们有敌意也能理解。”

“说你太年轻就是太年轻了,你以为就这原因?”刘哥“哼”了一声,“其实索要小费这个潜规则,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给惯出来的!”

“最早来越南旅游的中国旅行团为了早点过关,领队会事先让游客将1美元或者10元人民币夹在护照里,这几乎成了中国旅游团的特色。最后的结果就是,越南海关从被动受贿变成了主动索贿——你说可笑不可笑,到头来却是自己人坑自己人。”刘哥越说越生气。

“这也不能怪中国人吧,为了快点过关,给点小费很正常。海关部门把服务做好了,那算是我给的奖励,但如果是强制索取,那意义就变了,那是索贿,是抢劫。”我倒不觉得中国人的做法有啥不对。

“你说得不错,但是尝过甜头后的越南海关不这样认为,给了小费的中国人也不这样认为。那些少数坚持原则不给小费的中国人就成了被攻击的对象,他们不仅要承受来自海关的盘问,还要面对来自中国人的指责——不给小费,整个过关的队伍就被卡住了,后面排队的中国游客就大吼,不过不是吼边检,是吼同胞——‘你们不走别挡着别人’、‘不就10块钱,多大点事’。谁不遵守这个潜规则,谁就是让人讨厌的人、影响集体的人、不懂事的人。”刘哥说,“从给越南海关小费升级到行贿,以至于后来逐渐形成惯例,这个国家公职人员的胃口越来越大,脾气也跟着见长。”

我无言以对。

刘哥缓了一下,接着指了指柜台旁的一间小屋:“看到没,那个就是专门用来‘招待’中国人的。我第一次来越南的时候和你一样,就是不想贿赂他们,撅着脖子理论,你猜最后怎么着?居然直接把我拉进了小黑屋!七八个海关人员,捋起袖子就想干我,好在一位同行看情况不对,和他们的头头好说歹说,最后塞了1000块才给放行。”刘哥的语气越发愤怒起来,“X的!79年的时候,老子25岁,新婚不到一个月就向部队请命,带着十多号人马浩浩荡荡地杀过来,什么护照签证,屁都没有,子弹倒有几梭子!现在倒好,每次过来都只能低声下气,真他妈窝囊!”

我开始重新细细打量起眼前的刘哥,觉得有点不可思议——他身材壮硕,语气爽朗,梳得油亮亮的头发看不到一丝花白,怎么都想不到他已经将近60岁,而且还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。

“现在整个越南,从南到北,从上到下,都被我们自己玩坏了。遇事不合理的,就直接给钱吧,总比被打一顿或是耗时间强。”刘哥无奈地摇摇头。

这时候,柜台上的屏幕显示我的签证已经办好。我起身前去领取,没想到却被再次索要小费。

“500RMB。”一个小个子的越南海关拿着我的护照,敲击着柜台,操着生硬的汉语对我说道,丝毫没有把护照和签证给我的意思。

“What?I have paid off 100RMB,please check with your guy!(我之前已经给过100元了,你跟同事确认一下)”我不理解海关这种重复索要小费的行为,只把办证的50美金给了他。

可能是我的声音比较大,周围排队等候的人纷纷转过头看向这边,小个子也没再说什么,拿走我递过去的50美金,与同事核实去了。

最终,小个子确认我已经给过小费,把护照和签证交给了我。

公司的新厂位于越南河静郊区的一个工业园,里面的工厂以台资和大陆的企业为主,间或夹杂着一些日韩企业。早些年,新加坡人直接从越南政府手中低价购入大片土地,然后建成工业园,再把园区划成区块,租给各国企业。这几年随着中国大陆的人力成本上升,很多企业都把生产线转移到了东南亚,与中国相邻的越南就成了首选。

整个新厂只有阿才一个中国人,他大学选修的是越南语,能说一口流利的越南话,加之他是广西人,有着与越南人极其相似的体貌特征,经常会被误认为是当地人。在我没来前,与三星客户的对接、监管新厂里50多号越南工人对产品的sorting(挑选不良品),都是阿才一个人负责。只是他英语不好,与客户之间的沟通很不顺畅,所以我才被派驻过来。

我办公室里的窗口正对着一家台资工厂,中午休息时段,还能看到越南员工围坐在一起,唱着歌曲。再远点就是工业园的外围,一排排高大婆娑的凤尾树,下面点缀着不知名的小花,还有几家越南餐馆和咖啡店,里面熙熙攘攘,一片祥和。

我以为自己就会这样度过在越南的日子,但并没有。

进入5月,中越南海争端愈演愈烈。随着中国“海洋石油981”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赴南海西沙群岛进行油气勘探,越南的多个电视台开始不间断地播报中国“侵略”越南领海、越南海警船被中国海警船追逐撞击的新闻。

随后,电视台又请了越南历史学家进行解读。又说,根据《联合国海洋公约法》,该地点离越南海岸线约120海里,“是越南专属的经济区,南海自古就是越南的领海,中国是入侵者”。

“保卫南海”的视频也在越南多个电视台播放,当中不时闪现越南海军、学生、厨师等各行各业的人士,手挽手、肩并肩,发誓保卫国家领海;网络上,Facebook里越南人也开始刷着“保家卫国”的图片。

如此大环境下,我们在越南新厂的工作也开始受到影响。

有时候,一些越南籍员工会不敲门就突然闯进办公室,拿着手机,展示着Facebook上的图片或视频,叽里呱啦说个不停,遇到态度温和的,阿才还会和他们解释一番,遇到情绪激动的,我们只能找借口离开。

车间生产线上,以往安静工作的员工在工作时也开始交头接耳。有次巡检,有位越南员工在纸上画了一面五星红旗,再打上个大大的“×”塞进我手里,围观的越南工人直起哄。从那之后,我就很少进车间了,工作上也只能由越南籍的干部代理,产品的sorting进度和效率不断下降。

5月7日,我的手机上收到了来自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信息,提醒中资企业做好安全防范,并提醒中籍人员,如果突发了事件,及时与使馆经商处联系。

在领教过越南海关的手段和越籍员工不友好的态度后,我有点紧张。在内部群里询问公司高层,是否还要继续留守越南新厂。高层答复说:阿才熟悉当地环境,一切以他的意见为准。

“每年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,休假少——游行,待遇低——游行,甚至加个班工会都能组织罢工游行。这些不过是愤青的狂欢,部分人发泄的籍口罢了,没什么特别的,过段时间就会消停。”阿才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,安慰我道。“这几天少出门,工作上不要和当地员工起争执就行。”

可我心里还是不踏实,拨通了刘哥的电话。通话后得知,与越南南部越演越烈的排华游行相比,他所在的北宁还算风平浪静。

末了,刘哥再三叮嘱我:“虽然现在事态不明了,但要时刻做好撤离越南的准备。风头不对,立马走人。”

到了5月12日晚上,本地的排华情绪彻底爆发。

13日早上,我站在酒店的窗户前往外看去,发现市内的道路上已经出现了颇具规模的游行队伍,小青年们手持越南国旗,举着“China get out”的标语牌,不是十多人成群步行,就是三两人共骑着一辆摩托,高喊着口号,不断拍打着附近酒店、民宿的大门——这里几乎住的全是外籍人士,所以就成了骚扰的对象。

我敲开隔壁阿才的房门,睡眼惺忪的他也被窗外的状况吓到了——待在越南那么久,他第一次见到那么大规模的排华游行。

我们赶紧接通公司总部的视频电话,把现时的情况和高层分析了一遍:这次的排华浪潮很可能会越来越猛烈,在这里,阿才还能冒充一下越南人,但是我一张口,肯定会暴露。

这个时候,公司高层和阿才也不敢轻易拿主意了。讨论一番后,高层还是决定让我们早上先去检查新厂,以应对下午三星客户的稽核。这次稽核,关系到公司未来几个月的订单,希望我务必要撑住这一天——趁这个时间,部门助理订购机票,稽核完我立马飞回国,阿才留在越南继续工作观察。

昨天已经约好了出租车来酒店接我们前往工厂。坐上车,我们稍稍松了一口气。车外,游行的人群越来越多,一群群骑着摩托的青年从我们车门两侧呼啸而过,有一辆甚至在我们车前来了个急刹,坐在后座的女青年递给出租车司机一面越南国旗,右手举拳向司机示意,接着骑手一拧油门,呼啸而去。

随着车子渐离市区,游行的人群也渐渐变得三三两两,最终归于沉寂,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——或许真如阿才所说,这仅是少部分愤青的狂欢。

然而,这个想法却是过于美好了。

11点过,我正陪同三星的客户对新厂车间逐一稽核,对讲机里突然响起阿才焦急的声音:工业区正门已被抗议的人群围堵,他要我赶紧暂停手头上的工作,立马回办公室来。

到了办公室,发现手提电脑和几大筐机密文件已经被阿才打包完毕,他正来回踱着步。

“进出工业区的几个大门已经完全被越南人堵上了,除了摩托车,所有四个轮以上的车辆都无法进出,我联系的出租车也被堵在了距离正门一公里的路上。其他工业区也已经被越南抗议者打砸,任何有中文标识的工厂都是目标,不管工厂是大陆人的还是台湾人的——游行的人完全疯了!形势很不妙,已经有中国人在冲突中伤亡了,迟早要到我们这里。”阿才一脸凝重。

“要不我们先回车间暂避一下,等风头过了再出去?”我提议。在想不出其他出路的时候,我觉得混在越南人中应该算是最安全的办法。

“不行,虽说我们平时对他们不错,但现在是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纠纷,谁也说不准会不会有人告密。现在Facebook上示威者冲击工厂的理由就是越南工人已被中国人剥削得太久,他们来这里是为了给越南人‘讨回公道’的。”阿才一口及否决了我的建议。

“对了,你那边的客户怎么样了?”他突然冒出句没头尾的话。

我摸不清楚他是指客户稽核的结果还是客户现在的状况,看我没说话,他指着我的电话说:“他们出差不是有派车吗?赶紧打电话问下,方便的话我俩就随他们的车子出去,韩国人的车子目前来看应该是安全的。”

电话接通后,韩国领队告诉我,他们刚驾车驶离了工业区,在通过大门的时候还被越南人截停了,上车搜寻是不是载有中国人,让我千万不要搭乘汽车撤离。

又一个希望破灭了。

就在我和阿才还在讨论其他方案时,消息传来,说抗议者已经冲进了园区。

大门处的保安在这种状况下不堪一击。最先遭殃的是对面的台资厂,伸缩门在一个头戴红巾的男子领导下,被一下掀翻,抗议的人群蜂拥冲进厂内,越南员工被赶了出来,只留下中方人员。不久后,青天白日旗和厂旗被降了下来,换上了越南国旗。

“我们去借辆摩托,混在越南员工中出去!”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,阿才当机立断。

多亏了平时与越南员工还算相处融洽,当听说我们要借摩托车回市区时,一位越南管理人员爽快地把车钥匙给了我们,还存下了我们的电话号码,打算随时汇报事件的发展。

就在我们骑着摩托车要驶离时,台资厂内冒起了黑烟。隐约中,我看到厂内有人在地上厮打、翻滚、扭曲。

我俩身上除了一个塞着手提电脑的和私人贵重物品的背包,所有能展现中国人身份的东西都存放在了办公室,打算等事情过去了再回来收拾。

可正是这个背包,差点让我们把命丢在这里。

在工业区上下班的越南人几乎人手一辆摩托,平时很少有载人的。所以,当阿才骑车载着我驶到工业区大门时,就引起了看守在栅栏旁边的越南人的警觉。但他们也只是多看了我们几眼,并没有为难,摆摆手示意我们出去。阿才点点头,用越南语说了句“谢谢”,缓慢把车子开动。

就在我们即将驶离栅栏时,突然有五六个越南人齐刷刷地将目光锁定在了我的背包上——如果说在工业区上班,摩托载人已属少见,那么背着高档背包、蹭着别人摩托上班的,恐怕还没人这样做过——除非我不是越南人。

“中国?”一个越南人指着我叫道。在越南语中,“中国”这个词的发音和汉语差不多,我一下子就听懂了。

接着,提着砍刀和木棍的人群蜂拥着围了上来。我脑子里一片空白,眼前浮现出台资厂内那个厮打扭曲的人形。

“抱紧我!”就在我绝望的时候,阿才扭头冲我吼了一声。我的手刚箍紧他的腰,他就一拧油门,摩托车瞬间冲了出去。前面几辆正在排队通过的摩托猝不及防,一下被撞到两边,车上的人重重地摔在地上,刚好为我们阻断了围过来的示威者。

阿才顾不得这些,不断轰着油门,摆动车头,越来越多的摩托车被他撞翻。两边毫无准备的示威者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的这一番操作,等想起要追赶我们时,阿才早已硬生生地杀出了一条血路。现场一片混乱,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远去。

“你伤到了吗?怎么衬衣上都是血?”阿才透过后视镜问我。

刚才冲关的时候,由于太紧张太害怕,完全没有察觉出身体的情况。等放松下来,被阿才的提醒,才发觉后背湿乎乎的、冷嗖嗖的,用手一擦,全是血。

回到酒店把头盔摘了,我才发现头盔上面密密麻麻地落了5道深浅不一的刀痕,其中一道几乎把头盔给砍裂了,深深的刀印从头盔的后脑位置一直延伸到我的颈部,我身上的血就是从颈上的伤口流出来的——多亏当时阿才担心我被认出来把头盔让给了我,才挡住了这一刀,不然,我脑袋现在已经开瓢了。

中午,我收到了来自公司的一条不太妙的消息:这几天所有从河内飞往国内的航班机票全部售罄,仅西贡市还有少量余票,问我是否需要订购。

我算了一下,从河静省到西贡市有1000多公里的路程,搭乘汽车过去需要一天一夜,而且此次暴乱就是从南向北蔓延的,发源地在南部的平阳省,距离西贡市仅有几十公里。现在往南走,更是冒险,还不如继续向北,走友谊关方向。我们叫了那辆经常搭乘往返于酒店和工厂的出租车,司机承诺可安全送我们到友谊关,不过几百公里的路程,他要了2千万越南盾,折合人民币6000多元。但我们已顾不了许多,只希望能平安回国。

一路上,我们除了加油、上厕所,车子没再停过。从下午出发直到第二天中午,没吃过一口饭、喝过一杯水,直到抵达友谊关看到了边检战士,我一颗悬着的心才完全放下来。

途中,我看到了很多形形色色的同胞,有的拖着皮箱,有的拖家带口,但无一例外的都是行色匆匆、狼狈不堪。后来从他们口中得知,我们当时的判断是非常正确的,西贡市早已被暴民占领,通往机场的各个路口都有人监守,出租车只许进不许出,以阻止中国人离开,对此警察也只是睁只眼闭只眼。

通过友谊关,站在祖国的土地上,我才突然发现原来国内的一切都是那么美,那么亲切。

阿才把送我达友谊关后,又马不停蹄地赶回新厂,希望能尽量挽救公司财物,但为时已晚。从他不断传回的照片上,我看到办公室已被打砸一番,所有物品被洗劫一空。

他本想说服工业区内的其他国资和台资企业,团结起来对抗这些暴徒,但没能成功——他们怕事情扩大,只想息事宁人。

回国的第3天,我终于与刘哥联系上了。他所在的北宁也受到了波及,为了转移财物,他比我晚一天回国,但还是损失了将近300万。暴民冲进他的红木店,把能拿走的都拿走了,唯一值得庆幸的是,没有对他进行人身伤害。

我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,是否还回越南重新来过,他的语气中充满了疲惫:“年轻的时候没有把命丢在越南,我可不想在老了埋骨异国他乡。”